韓國過去都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盟友之一，卻沒有加入這四國同盟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被邊緣化。

而金星上則會落下成分為硫酸（H2SO4）的雨。雖然上述提到的行星與衛星，和地球具有截然不同的大氣組成，但其雨滴大小卻與地球非常相似。

那麼最佳的雨滴大小是多大呢？在分析了各個星球的大氣條件，例如溫度、氣壓、相對濕度、雲到地面之間的距離、行星引力後，研究團隊發現半徑小於十分之一毫米（mm）的雨滴會在落地前蒸發，而半徑大於數毫米以上的雨滴則會在落下前分裂成小雨滴。聽見下雨的聲音？ 而這項研究中，研究團隊透過數學與物理分析，模擬各個星球的雨如何從雲層落下。而其他行星在適合的條件下，也有可能落下液態鐵（Fe）或石英（quartz, SiO2）等特別的雨。與地球同為類地行星的火星，會下二氧化碳雪或是乾冰。當雨滴太大顆時，它會分裂成數個小顆的雨滴。

而這些關於外星球的降雨狀態模擬，可以讓科學家更理解外星球的氣候及大氣循環，更能協助他們解釋從太空望遠鏡觀測到的外星大氣狀態哦。讓我們再稍微往遠一點的星球前進，在木星會下氦（He）和成分為氨（NH3）的糊狀冰雹（mushy ammonia hailstones）。「通勤」的意義是什麼？有何優點？ 1968年時，已故的美國知名作家Gail Sheehy曾撰文指出，不管是搭火車通勤或開車經過橋樑，「列車」和「橋樑」這類東西都會讓人產生強烈的「兩種生活」（two lives）感覺，把我們的日常分成兩半：一邊是工作、另一邊則是生活

因為「生活」與「工作」再也無法透過通勤來切割，反而讓精神持續處在緊繃狀態。例如：當要求某個人完成一項需集中視覺注意力的高難度任務時，如果給對方穿上一件全白實驗室專業外套，他的犯錯率就會減半。換句話說，穿著也如同一種「儀式感」，能夠給予我們大腦認知上的協助。而前面提到的微軟研究員Shamsi Iqbal，就是透過公司發布的「虛擬通勤」（virtual commute）來啟動儀式。

不過，每個人要啟動工作模式的儀式感都不同，有些人是打坐冥想、有些人是更換上班用服裝等等。文章認為，這些儀式就像一種摩擦（Rituals are friction），其角色就像通勤所帶來的效果一樣，可以讓我們放慢速度，進而開啟更專注的一天工作。

實驗結果發現：這些通勤族工作時的效率提高，在下班後還得發電郵的頻率也因而降低了。當一天工作結束，可以輕敲螢幕，就會跳出「準確好下班了嗎？」（Ready to leave for the day?）來提醒我們該下班了。去年秋天，微軟也曾發布報告指出，少了通勤反而可能傷害員工的生產力，因為公司內部平台通訊平台的使用者們，在表定下班時間後的聊天次數大幅增加69%，反而讓員工更疲憊。換言之，一踏上通勤，我們會自動將家庭、生活裡的那個自己放下，並轉換成工作思維的自己。

文：Heemie 在疫情影響而轉為遠距工作前，你每天通勤時間多長？喜歡通勤嗎？最近一篇外媒評論指出，通勤其實是一種儀式感，可以讓我們順利在居家、工作的思考模式間切換，反而有利於工作效率。設計這項研究的Shamsi Iqbal認為，一名優秀員工需同時具備「離開工作狀態」（to detach from a job）的能力，因為這才能讓精神好好放鬆，否則長期下來倦怠感將增加，最終影響工作效率。「通勤」的意義是什麼？有何優點？ 1968年時，已故的美國知名作家Gail Sheehy曾撰文指出，不管是搭火車通勤或開車經過橋樑，「列車」和「橋樑」這類東西都會讓人產生強烈的「兩種生活」（two lives）感覺，把我們的日常分成兩半：一邊是工作、另一邊則是生活。在一天工作開始以及結束前，聊天機器人都會問簡單問題，例如：你今天對工作感覺如何？有想分享的事情嗎？ 這項簡單的科技，讓通勤族能在回想一天工作情況時，進而放鬆並回到家庭生活狀態。

而該篇評論的作者認為，開車或搭車這樣的行為，雖然看似進出空間而已，卻能藉由這種「儀式感」協助我們啟動不同的思考模式「充分且公平的參與社會」是身權公約（CRPD）所秉持的宗旨，包含自由、無礙地外出購物、參加社團活動，甚至進入職場就業等皆是身障者融入、參與社會的表現，這些原本能獨自完成的日常生活小事，現在卻須倚靠他人協助才能完成，原有的生活重心已失衡。

在未被察覺其背後原因與需求之際，他們有可能會被大眾誤認為在開玩笑、不願意配合，一觸即發的壓力情境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網友或媒體筆下的社會亂源。然而那些佈滿文字的防疫政策公告，通常交織著複雜詞句及專有名詞，再經由各式媒體的二次解讀，連「常人」都需花費一些時間仔細閱讀、釐清，對於認知能力受限者來說，更可能有如觀看無字天書般，對政策一知半解。

在缺乏同理下，他們時常被指正及歸類為不合群者。然而，面對廣泛的服務族群，服務型態的轉換是否能回應身心障礙者的多元性需求？看似隨手可得的防疫資訊，是否能有效傳遞給社區內每一位身障者，又或者僅淪為形式上的布達周知？ 身心障礙者的生活需求議題顯然並不因暫停服務而隱藏、消失，反而凸顯出助人工作者的重要性，並考驗其如何因應實況構思服務型態的轉變。原本可以跟幾個朋友坐下來聊天，在被說不可以之後，我才知道原來疫情好像變嚴重了。少出門、戴口罩對你我而言可能只是多了一點生活上的不便利，但對於認知能力受限者在理解、執行、克服焦慮等內在歷程上，需要比其他人花費更多時間或引導，才能順利將外界資訊「轉譯」到自己所能理解的思考架構。看似齊全的媒介，是否能有效協助認知能力受限者去即時了解疫情現況，增進個人防疫措施的知能？站在換位思考的角度，當「常人」沒有了手機甚至是網路，不也同樣身處在「障礙」的情境下？ 「我還沒有機會開口解釋，能不能先別誤會我？」 三級疫情警戒明確以政策規範社區所有民眾，包括外出須全程配戴口罩、避免不必要移動與集會、停止室內五人以上及室外十人以上之社交聚會等。但對於他們而言，可能僅片段性接受到要「拍照」的訊息，嘗試許久後，結果相簿滿滿都是店家QR Code照片，一則防疫簡訊都沒成功發送過，在過程中持續承受著排隊人潮的壓力，他人眼神中透露出的不耐煩則深烙在心。

是否受個人生理狀況影響，抑或為障礙特質所影響，而無法確實遵守規範？不妨少一點指責、多一點等待，讓大家都能完成防疫任務。未料本土疫情持續增溫，指揮中心宣布自5月19日起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三級，各地方政府為守社區防線而陸續針對各類風險單位祭出防疫規範，從營利中小型企業、各級學校與公務機關，再到福利服務提供單位，皆在滾動式政策中尋找一席生存之地。

我沒有手機也看不懂字，現在總是要等到家人有空帶我出去。或許我們能夠做的是，在指證他人未做好正確防疫措施之前，停下腳步觀察與思考他人行為背後的緣由，是否可能因認知限制，導致忽略疫情的真實情況與嚴重性。

或許在被告知禁止之前，認知受限者對於台灣正面臨的疫情危機，似乎是從不同人的話語中東拼西湊，在腦中組合成似懂非懂的模糊影像，有些人在解說引導後能按照政策配合，也有些人只活在自己的思考模式中，始終無法理解「嚴重性」一詞所闡釋的概念。有些人小心翼翼地管理認知能力受限者的手機使用，擔心他們因此遭受詐騙或引起糾紛，甚至認為有手機等同於有危險，不讓他們擁有就沒事了，這樣的家庭不在少數，但真的沒事了嗎？疫情之下，一旦缺少使用工具、書寫、口語表達與認知記憶能力，便無法確實簽名、記住電話號碼或掃QR Code完成實名登記。

防疫資訊的接收門檻 當你第一次聽到三級警戒、第一次操作實聯制時，曾感到不知所措嗎？ 現今防疫資訊大多透過網路、媒體發布即時動態，其管道背後預設每個人皆有獲取資訊的工具、具備使用知能與媒體識讀能力。每個人在防疫政策面前，被自動分化成「配合」與「不配合」指令的兩種人，並加諸正確良好與錯誤有害的既定印象，好似遺忘了還有一群深受身心症狀或固著特性的人們，面臨生活習慣快速變動時，難以立即性回應與調整，其照顧者亦須花費更多時間在嘗試、建立被照顧者的行為規則與因應模式，一起學習面對疫情挑戰。文：黃俊傑（嘉義市再耕園身心障礙綜合園區專案督導）、鄭佳吟（再耕園庇護就業服務員） 5月15日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場臨時記者會，公布台灣COVID-19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、新冠肺炎、武漢肺炎）單日新增180例本土確診人數，並隨即公告全國進入二級警戒、雙北地區進入三級警戒，敲響了第一聲防疫警鐘但對於他們而言，可能僅片段性接受到要「拍照」的訊息，嘗試許久後，結果相簿滿滿都是店家QR Code照片，一則防疫簡訊都沒成功發送過，在過程中持續承受著排隊人潮的壓力，他人眼神中透露出的不耐煩則深烙在心。

然而，面對廣泛的服務族群，服務型態的轉換是否能回應身心障礙者的多元性需求？看似隨手可得的防疫資訊，是否能有效傳遞給社區內每一位身障者，又或者僅淪為形式上的布達周知？ 身心障礙者的生活需求議題顯然並不因暫停服務而隱藏、消失，反而凸顯出助人工作者的重要性，並考驗其如何因應實況構思服務型態的轉變。或許我們能夠做的是，在指證他人未做好正確防疫措施之前，停下腳步觀察與思考他人行為背後的緣由，是否可能因認知限制，導致忽略疫情的真實情況與嚴重性。

防疫資訊的接收門檻 當你第一次聽到三級警戒、第一次操作實聯制時，曾感到不知所措嗎？ 現今防疫資訊大多透過網路、媒體發布即時動態，其管道背後預設每個人皆有獲取資訊的工具、具備使用知能與媒體識讀能力。少出門、戴口罩對你我而言可能只是多了一點生活上的不便利，但對於認知能力受限者在理解、執行、克服焦慮等內在歷程上，需要比其他人花費更多時間或引導，才能順利將外界資訊「轉譯」到自己所能理解的思考架構。

未料本土疫情持續增溫，指揮中心宣布自5月19日起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三級，各地方政府為守社區防線而陸續針對各類風險單位祭出防疫規範，從營利中小型企業、各級學校與公務機關，再到福利服務提供單位，皆在滾動式政策中尋找一席生存之地。我沒有手機也看不懂字，現在總是要等到家人有空帶我出去。

有些人小心翼翼地管理認知能力受限者的手機使用，擔心他們因此遭受詐騙或引起糾紛，甚至認為有手機等同於有危險，不讓他們擁有就沒事了，這樣的家庭不在少數，但真的沒事了嗎？疫情之下，一旦缺少使用工具、書寫、口語表達與認知記憶能力，便無法確實簽名、記住電話號碼或掃QR Code完成實名登記。看似齊全的媒介，是否能有效協助認知能力受限者去即時了解疫情現況，增進個人防疫措施的知能？站在換位思考的角度，當「常人」沒有了手機甚至是網路，不也同樣身處在「障礙」的情境下？ 「我還沒有機會開口解釋，能不能先別誤會我？」 三級疫情警戒明確以政策規範社區所有民眾，包括外出須全程配戴口罩、避免不必要移動與集會、停止室內五人以上及室外十人以上之社交聚會等。然而那些佈滿文字的防疫政策公告，通常交織著複雜詞句及專有名詞，再經由各式媒體的二次解讀，連「常人」都需花費一些時間仔細閱讀、釐清，對於認知能力受限者來說，更可能有如觀看無字天書般，對政策一知半解。或許在被告知禁止之前，認知受限者對於台灣正面臨的疫情危機，似乎是從不同人的話語中東拼西湊，在腦中組合成似懂非懂的模糊影像，有些人在解說引導後能按照政策配合，也有些人只活在自己的思考模式中，始終無法理解「嚴重性」一詞所闡釋的概念。

是否受個人生理狀況影響，抑或為障礙特質所影響，而無法確實遵守規範？不妨少一點指責、多一點等待，讓大家都能完成防疫任務。每個人在防疫政策面前，被自動分化成「配合」與「不配合」指令的兩種人，並加諸正確良好與錯誤有害的既定印象，好似遺忘了還有一群深受身心症狀或固著特性的人們，面臨生活習慣快速變動時，難以立即性回應與調整，其照顧者亦須花費更多時間在嘗試、建立被照顧者的行為規則與因應模式，一起學習面對疫情挑戰。

原本可以跟幾個朋友坐下來聊天，在被說不可以之後，我才知道原來疫情好像變嚴重了。在缺乏同理下，他們時常被指正及歸類為不合群者。

在未被察覺其背後原因與需求之際，他們有可能會被大眾誤認為在開玩笑、不願意配合，一觸即發的壓力情境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網友或媒體筆下的社會亂源。「充分且公平的參與社會」是身權公約（CRPD）所秉持的宗旨，包含自由、無礙地外出購物、參加社團活動，甚至進入職場就業等皆是身障者融入、參與社會的表現，這些原本能獨自完成的日常生活小事，現在卻須倚靠他人協助才能完成，原有的生活重心已失衡。